閱讀計畫 第73本:《無花果》吳濁流

閱讀「台灣大河小說」計畫,第三彈!

「台灣大河小說」閱讀計畫開篇選讀了《亞細亞的孤兒》,對我來說真是被逼無奈呀!一方面是《亞細亞的孤兒》文學地位太過牢固,彷彿不讀就母湯的感覺(不讀這本你是想讀什麼啦!)。加上閱讀過程一直無法忽視「唉文筆呢?」、「結構到哪去了!」、「到底在寫什麼!」之類的腦內吶喊。雖然知道吳濁流是在日殖政府特高監控下冒死寫成,但還是覺得嗯…好吧!這樣的感覺。

西卡西!

當我開始閱讀三部曲之二《無花果》時,撲面而來的的清爽感,讓人感到無比暢快。作者不再矯揉造作、不再掩飾自我,完全就是老子活到七十歲有甚麼好不豁出去的魄力。吳濁流一生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新竹台中大地震(1935/4/21)、第二次世界大戰臺灣光復二二八事件。不說是九死一生,也的確是一波三折。七十多歲的年紀,他選擇以創作的方始回首來時路,字裡行間透露出真切的反思。無論是對個人、社會、國家還是民族,依舊充滿信心。這樣的文章,我想很難不讓人喜愛。

開篇第一章有這麼一段描述:
臺灣是臺灣人所開拓的,並沒有借用清朝的力量。這和美國的開拓,情形正相仿。並且,臺灣人之中,有在明朝滅亡時,亡命來此的人的子孫。以後不堪清朝的統治,逃亡而來的人也有。在大陸,志不得酬,為求新的天地,移往過來的也有。這些臺灣人,用自己的力量開拓了臺灣。因此,臺灣人並沒有把清朝當做祖國看待。因而,不服清朝的統治,牽起多次的叛亂反抗清朝,被清朝認為是難以統治的蠻夷。但是臺灣人的腦子裏,有自己的國家。那就是明朝—漢族之國,這就是臺灣人的祖國。清朝同意割臺灣與日本,是什麼道理,憤慨之餘,民眾都奮起抗日。據著村莊抵抗,被攻破了,又在山野抗戰。這樣在各地進行的抗戰,決不是清朝打的仗。

臺灣人是什麼?臺灣人的國家信仰與精神寄託又是什麼?《無花果》有吳濁流對於臺灣族群認同發展歷程的觀察與思考;對於共同建構烏托邦式臺灣社會的美麗遠景。作者的答案,必定不是最完美、最終的答案,然而他留下來的問題及思維軌跡,值得世世代代的臺灣人一起來腦力激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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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書名:無花果
◎ 作者:吳濁流
◎ 出版:1988年09月

14-1
吳濁流

吳濁流(1900年6月28日-1976年10月7日),本名吳建田,生於臺灣新竹新埔。為客家裔詩人、小說家及記者。以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、《無花果》、《台灣連翹》等長篇小說聞名,創辦《臺灣文藝》雜誌,設立吳濁流文學獎,為臺灣文學發展貢獻良多。吳濁流為臺灣二戰後重要作家,被譽為「鐵血詩人」。

《無花果》共分為十三章,分別為「第一章 聽祖父述說抗日故事」、「第二章 入學公學校」、「第三章 入學公費制的師範學校」、「第四章 在故鄉的分教場苦惱人生問題」、「第五章 內地與臺灣對立的教育界」、「第六章 平凡又平靜的日子」、「第七章 終於辭職教員」、「第八章 在南京當日本報記者」、「第九章 糧食缺乏中迎接八一五」、「第十章 歡呼『光復』的陰影」、「第十一章 外省人與本島人的摩擦」、「第十二章 對改革的期待與失望」、「第十三章 二二八事件及其前後」。

在本書的第一章,作者就闡明寫作本書的目的。「在二二八事件已過去二十年的今天,忘卻的固然不少,也有無論如何不能忘懷的,仍留在我的記憶中。我想追憶著這些不能忘懷的心影,把我所見所聞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寫出來。

然而,為了講述作者所見的二二八,竟使用十二個章節來做鋪墊!「要了解這個事件的真相,無論如何,非探求其遠因不可。沒有了解它的遠因而要捕捉事件的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要知道這根本,就有檢討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的境遇的必要。」直到第十三章才用短短23頁來描寫事件的前因後果。這樣的態度,我認為是非常克制、理性且謹慎了。

雖然單憑一人觀點,難免有偏頗之虞。但考慮到作者當時是民報記者,在了解事件前因後果,以及出入現場,都有其方便之處。因此我認為書中描寫應該是比較公正且客觀。再說,作者並不糾結仇恨,而是將各方苦難並呈,且提出共同打造烏托邦的遠景。進而最終闡述出「臺灣人就是住在臺灣的人」,這種不分族群,以臺灣為主體的臺灣意識。

在《無花果》,數處能見在政治壓迫下的思想自由之花。比如:
在祖國參加抗日行列的本省人,和前進指揮所主任一塊兒回到臺灣來了。其中有一位是我上級的同學。我出席他的歡迎會,在會席上,聽到他這樣的演說:『且說中國是一個奇特的國家,和日本頗為不同。在日本,二乘二必定是一個答案:四。但在中國,二乘二會變成三,或五,甚至有時候會變成六或八的時候也有。』我聽到這些話無論如何也得不到了解,但很久的後來謎底解開了。原來這只不過是一種警告,就是說,如果不把過去的觀念改變,那就不適合中國社會的一種寓意罷了。」就讓我想起喬治‧奧威爾在《一九八四》所描寫的:「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。承認這一點,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。

可以說,人類對自由的追求,真真切切是跨越了民族、國家、時代與信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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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錄

有一天,他的獨子忽發高熱,他又來和我商量對策。我想來想去,認為在這鄉下既然沒有西醫,那就祇有靠漢方了。我勸他讓孩子試服「犀角」,他立即同意。幸好燒退了。可是次日,熱又高起來。他的太太便問我是不是因為服了「犀角」,熱才再次高起來。我一時目瞪口呆,不曉得怎麼回答才好。心想彼此儘管感情融洽,但番仔到底還是番仔,跟我們是不同的。假如是本島人,絕不會有懷疑因為吃了犀角而發熱的傻瓜。這正好看出民族與民族間的距離,習慣與傳統不同,想法自然也不同。一二年的交情,畢竟無法溝通互相間的了解。但是我又想到萬一他兒子的病情惡化,那就糟糕了,所以勸他把病人帶出去住院。於是請來了轎,把小孩抬到苗栗,解消了我勸服犀角的責任。有了這事以後,我對日人再也沒有了從前那種天真的想法了。

昭和初年又發生了霧社事件。當時我還在五湖任職。地方的本島人警員都被動員,參加鎮壓,據他們說,討伐隊的第一線全是高山同胞,第二線則是本島人,第三線才是日本人。換言之,他們是煽動了隔鄰番社的山地同胞們,給他們武器打頭陣,並強制本島人打第二陣。然而舉義的人們以頭目莫納爾達為首,全族人都參與抵抗,勇敢無比,婦女們都先殉死激勵男人們去打。討伐隊起初使用燒夷彈,可是他們毫不屈服,終於用毒瓦斯把他們殲滅。日本人也有了為數不少的死傷。
事件的原因相當複雜,不過肇因在於花崗警員隊差別待遇的不平,對處在同樣處境下的臺灣人來說,正也是兔死狐悲。我從小就在恐怖的威脅下長大的。
當時,日本發動了所謂的滿州事變,得手後野心就越來越大,以致有了征服全世界的妄想,因此對台灣人的態度也就愈益嚴苛起來。他們想把台灣人的性格,靠人為手段打破,改造成日本人,於是有皇民化運動的推進。

祖國在檢舉漢奸,臺灣便罵御用人士。
上海姑娘在燙頭髮、擦口紅時,臺灣小姐卻穿和服和日本鞋子;前者有西洋臭味,而後者有日本臭味。外省人大多有生意人那種重利的劣根性,臺灣人卻多數患了大頭病。
祖國的報紙在那兒喊言論自由,臺灣報紙卻說因言論自由引起二二八事變。這次上海的騷動事件,大概也是言論過於自由的緣故吧?
但在講這些時,文化的確是在走下坡!說什麼外省人啦,本省人啦,做愚蠢的爭吵時,世界文化一點兒也不等我們,照原來的快速度前進著。因此我們與其呶呶不休於那些無聊的事,還不如設法使臺灣成為烏托邦。比方掉了東西,誰都不會撿去;不管窗戶而眠,小偷也不會進來;吃了生魚片也不會有霍亂、傷寒之虞;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,大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;沒有人會弄髒公共廁所;做任何事都不會受人監視;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;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;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;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,……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臺灣就是住在臺灣的人的任務,從這一點說來,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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