閱讀計畫 第54本:《翻譯偵探事務所》關於譯者的那些事

翻譯建構了我們的日常

或許平常很難意識到,但我們的日常生活確實是被翻譯建構起來的。你現在正在面對的手機或電腦,打從一開始就不是以中文設計,你能讀懂、能使用,需要翻譯。書店架上有超過一半的書籍,作者並非以中文書寫,你能看懂也需要翻譯。打開電視,不是講中文的節目,都有中文字幕,這當然是翻譯人員的工作成果。電器用品的說明書、電影、流行音樂、還有無處不在的「字幕組」…翻譯涉及到的生活層面多不勝數。

可以說,沒有翻譯我們將一無所知。

然而在一段特殊的「戒嚴時期」(1949/5/20-1987/07/15)中,台灣與國際的關係變得詭異又複雜,在高壓的政治下,從事文化傳播工作的譯者們被抓捕、被判刑、被匿名、被竄改身分。《翻譯偵探事務所》作者賴慈芸憑藉著多年的翻譯經驗、專業的翻譯能力以及譯者特有的心思縝密,為我們揭開在戒嚴時期納些不為人知的翻譯「慘案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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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書名:翻譯偵探事務所:偽譯解密!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
  • 作者:賴慈芸
  • 出版:2017年1月

作者賴慈芸,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。任教師大翻譯所多年,任教科目包括翻譯理論、翻譯史研究與實務。曾任出版社編輯,有二十多年的翻譯經驗,譯作數十種。身為譯者與研究者,長期關心各種與翻譯相關的現象。近年研究重點在於戒嚴期間台灣譯本抄襲大陸譯本的情形。近五年來多次造訪北京,上海,香港等地各大學及公共圖書館,追查抄襲譯本源頭,並陸續發表研究論文。目前已查出為抄襲本的譯本近1500種(1478種),源頭譯本超過600種,被冒名的譯者超過380人。

◎ 翻譯偵探事務所 所址:
部落格:tysharon.blogspot.tw/
臉書專頁:www.facebook.com/FanYiZhenTanShiWuSu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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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慈芸 (攝影/汪正翔)

圖片出處:http://okapi.books.com.tw/article/9468

全書共分為七個部分:

第一部分為前言,收錄有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」單德興的「導讀 柯南與克難:為台灣翻譯史探查真相」、圖文並茂的「台灣翻譯大事記」以及由文史工作者、作家管仁健所撰寫的「推薦序 給翻譯史上的鍵盤柯南按個讚」。

第二部分為「獨裁秘辛之卷」,內含「短命的台灣省編譯館」、「沾血的譯本—春明書店與啟明書店」、「官逼民作偽—查禁圖書目錄」、「吳明實即為無名氏—用假名的是始作俑者是美新處」、「超譯《伊索寓言》—連伊索都反共」、「一桶蚵仔,兩種翻譯」、「君來自故鄉,應知故鄉事—透過翻譯看大陸」、「外國的月亮比較圓?—《蔣總統秘錄》也是譯本」、「老蔣棺材中的《荒漠甘泉》,跟市面上賣的不一樣」、「一本真正的偽譯—《南海血書》」。

第三部分為「偷天換日之卷」,內含「樹大招風—揭露幾本冒名林語堂的譯作」、「小畢偷看的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》,原來是朱光潛譯的?」、「耿濟之在大陸失傳的《罪與罰》在台灣重現?—空歡喜一場」、「一代不如一代?台灣的三種《紅與黑》」、「十本《茵夢湖》,六本源頭」、「也算是翻譯界的天方夜譚—一個曲折離奇的譯本流傳史」、「梁實秋和朱生豪以外的莎劇譯者們」、「生物學家譯的《茶花女》,風行台灣半世紀」、「踏破鐵鞋無覓處—《魯濱遜漂流記》奇案」、「功過難論的遠景世界文學全集」。

第四部份「高手雲集之卷」,內含「也是人間悲劇?—尋找『鍾憲民』」、「兩岸紛飛的譯譚怨偶—沉櫻與梁宗岱」、「兩個逃避婚姻的天主教譯者—蘇雪琳和張秀亞」、「文學推手的反共年代—夏濟安」、「譯者比作者還重要—殷海光的《到奴役之路》」、「亂世父子—英千里與英若誠」、「父債子難還—郁達夫和郁飛的《瞬息京華》」、「惺惺相惜的隔海知音—《柴可夫斯基書簡集》」、「譯者與白色恐怖」、「譯者血案—馮作民的故事」。

第五部份「追憶再啟之卷」,內含「從人生的開始—《搖籃曲》」、「本來無話,何勞翻譯?—《小亨利》」、「三十幾年還沒落幕的大戲—《千面女郎》」、「隱形的日譯者—黃得時的《小公子》和《小公主》」、「飛吧!海鷗岳納珊!」、「麥帥的兒子怎麼了?—《麥帥為子祈禱文》」、「少見的西班牙語漫畫—《娃娃看天下》」、「冷戰時期的政論長青樹—包可華專欄」、「西洋羅曼史的興衰—《米蘭夫人》與《彭莊新娘」、「流行歌曲—《愛你在心口難開》」。

第六部分「娛韻繞梁之卷」,包含「用《伊索寓言》學台語」、「台灣最早的莎士比亞故事—《丹麥太子》」、「安徒生的第一個中文譯本不再中國,而在日治台灣—《某侯好衣》」、「亞森‧羅蘋在高雄犯案!—《黃金假面》」、「《拾穗》最香豔的一本蕾絲邊譯作—《女營韻事》」、「好大的面子!皇帝來寫序—《紫禁城的黃昏》」、「七種譯本全成禁書—《畢業生》」、「愛是不作害羞的事?—《愛的真諦》與《聖經》翻譯」、「假作真時真亦假—華生的遺作《最後的難題》?」、「中皮洋骨的『神探狄仁傑』」。

第七部分「跋」。

獨裁秘辛之卷」呈現的是戒嚴時期譯者們與政治權力的關係;「偷天換日之卷」是從已發現的近1500種抄襲譯本中,選擇精彩案例作分析;「高手雲集之卷」介紹大時代下有著不凡人生的譯者的故事;「追憶再啟之卷」則是翻找出能夠引長於戒嚴時代讀者們共鳴的經典案例;「娛韻繞梁之卷」分享的是作者在扮演偵探過程中發現的一些趣事。

譯人的面貌

單德興在導讀裡提到:「凡是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樂於與人分享,否則就不會從事這種吃力不討好、報酬偏低、地位不高的苦差事。」的確,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基本上除了擁有良好的中文寫作能力,至少還能使用一門熟練的外語。長期跨越兩種語言,浸淫在兩種文化。這種「跨文化者」的身分,養成譯者扮演文化橋樑的絕好天性。如果看到外國有什麼優秀作品,會迫不及待想將它介紹給國人。

但操持同種語言的交流就不見得百分之百趁心,何況透過翻譯?可以想像,譯者的工作比作者還要辛苦,用字遣詞不僅要符合寫作原意,還得讓讀者能無視翻譯屏障,流暢理解。更何況,即便讀到好的翻譯書籍,多數讀者也只會讚嘆作者的學識與文采,絕少想起譯者的付出。難怪單德興會說翻譯工作吃力不討好。

《翻譯偵探事務所》提到許多有名的譯者,尤其在「高手雲集之卷」,有鍾憲民、沉櫻、梁宗岱、蘇雪琳、張秀亞、夏濟安、殷海光、英千里、英若誠、郁達夫、郁飛、許昭榮、姚一葦、張時、糜文開、柏楊、朱傳譽、紀裕常、盧兆麟、方振淵、胡子丹、趙天增、馮作民等。譯者們各自有各自的抱負、各有各的命運。有人將外國經典翻譯成中文、也將中文經典翻譯成外文,十足文化傳播者;有人為了理念翻譯外國前衛思想著作,是思想的引領者;有人因翻譯坐牢、甚至失去生命。他們不經常被人談論,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文化推動作用。透過此書,才讓我首次直面譯者這個群體,以及他們的精彩故事。

鍵盤柯南V.S.出版品神壇

在網路發達的年代,有許多人會說:「網路假消息多,還是出版品可靠。」但《翻譯偵探事務所》卻呈現另一個截然不同的「真相」。當出版品成為單一思想的發聲筒,所有的文句、內容,皆會隨意識形態扭曲變形。〈約翰福音〉「在世上,你們有苦難;但你們可以放心,我已經戰勝了世界。」也可以透過翻譯變成「耶穌說:『我已經戰勝了世界』」「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潤之地」也能翻譯成「憑信前進,收復河山」。

各種因為政治權力而產生的亂譯、超譯、漏譯,反而讓出版品的權威大打折扣。稍有腦袋的人很快就會發現,所謂的書本「除了標點符號可以相信外,其餘都是假的」。解嚴之後,報禁開放,而後迎來電視、廣播、網際網路的大規模發展。如今,已經沒人能對訊息隻手遮天。

透過網路,各種共筆翻譯組、無償字幕組,或合法或非法,他們跨越國境,掙脫一切套在訊息上的束縛,成為一頭無人馴服的猛獸。譯者們自由了,但新時代的譯者們是自由地接近真相,構築跨國文化交流平台?還是自由地遠離真相,解構這個世界秩序呢?傳統的,文人型、思想型、革命型的譯者,如今是否還有你們安身立命的處所呢?不同的時代,有不同的課題需要我們去思考、面對。

時代審美總是跟時代錯誤難分難捨

我生於1984年,屬於解嚴前出生的一代。目睹黨禁報禁開放的榮景,各式出版品噴湧而出。但當時年紀尚幼,對於自己所接觸的書籍,沒有選擇權。兒童期閱讀由長輩所挑選的書籍,接觸了不少解嚴前的出版品。對於其中的翻譯腔、歸化式的人名,其實有一種娘胎式的審美感受。就好比這幾年來如火如荼的鐵路地下化,對於我們這種看慣火車在市街中飛馳、在交流道與等待人群一起迎接轟隆隆急速駛過的大鐵皮的人來說,鐵路地上化是一種無法抹滅的童年回憶。

《翻譯偵探事務所》的許多章節,會陳列同一文本的不同譯文。雖然賴慈芸教授可能不同意,但偶爾我會覺得帶著翻譯腔的文字更美,更接近現代常用的中文樣式;偶爾我也會覺得把「北島麻亞」譯成「譚寶蓮」會更好。當然我也知道,那個時代已經過去。我也知道時代性的審美跟時代性的錯誤是難分難捨的。

歡迎參觀我的賣場

本書精彩節錄

二〇一五年底,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和員工五人「被失蹤」之事引起關注,同樣地,國民黨追殺書店老闆、文人的案例也不只一樁。一九五三年六月,春明書店老闆陳冠英因叛亂罪被槍決;一九五九年,啟明書店老闆沈志明、應文嬋夫婦因代匪宣傳罪被起訴,就是出版界兩個著名的例子。而這兩個例子,都跟他們的譯者有點關係。隔海害死陳冠英的是「福爾摩斯」系列譯者胡濟濤,差點害死沈志明的則是斯諾(Edgar Snow)的《長征二五〇〇〇里》(Red Star Over China,又名《西行漫記》或《紅星照耀中國》),由六個譯者合議,議者包括趙一平、王念龍、祝鳳池、顧水筆、史家康、張其韋。

「可憐一卷茶花女,斷盡支那蕩子腸。」這兩句嚴復寫給林紓的詩句,說明了小仲馬的La Dame aux Camelias(1848)在中國翻譯史上難以取代的地位:林紓一八九九年出版的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是近代第一部西洋翻譯小說。春柳社一九〇七年演出的舞台劇《茶花女》也是中國第一部話劇,由李叔同飾演茶花女一角。至於為何名滿天下的Dumas父子不叫「杜馬」而叫「仲馬」,也跟林紓是福州人有關:這在聲韻學上叫做「知端同源」,也就是說現在國語中的「ㄓ」聲母在中古音系是「ㄉ」聲母(「豬」、「箸」都是類似的例子),所以用台語唸「仲馬」就比較像法文了。畢竟林紓的年代還沒有所謂的「國語」,當時翻譯的人名地名,不少都有方言影響;另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Holmes譯為福爾摩斯。林紓影響力太大,小仲馬大概很難翻案成為小杜馬了。

其實不只是搖籃曲,我們唱的兒歌也有不少德國歌曲,像《春神來了怎知道,梅花黃鶯報告》、《當我們同在一起》、《野玫瑰》等,旋律也都是德國歌曲。而這些歌曲,大部分都和日本有關:日本明治時期銳意西化,明治十四年(1822)日本文部省推出《小學唱歌集》,把大量歐洲歌曲配上日本歌詞,作為教育的一部分。像是我們小時候唱的《驪歌》(驪歌初動,離情轤轆,驚惜韶光匆促),日文版的「螢の光」就收在《小說唱歌集》中,原來曲調是蘇格蘭民歌"Auld Lang Syne"。中文版由華文憲(1899-1940)在抗戰期間填詞,晚了日本多年。李叔同作詞的《送別》也收在小學課本中,犬童球溪在明治四十年(1907)把美國作曲家奧德威(J.P. Ordway,1824-1880)的"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"填上日文歌詞,名為《旅愁》,李叔同留日時有感而發,也填了中文詞,名為《送別》,傳唱至今。有趣的是,我多年來總問美國學生是否聽過"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",至今從無一人聽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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